提起我们中国的“骂人”文化，马上就会想到“他妈的”。那么“他妈的”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的国骂，除了说明“素质低”以外，更重要的是“他妈的”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。西方人骂人喜欢把人贬低成动物，如骂你“畜牲”、“杂种”、“蠢猪”等。或把你看成没有人性，如骂你“白痴”、“赌棍”、“魔鬼”等。而东方人骂人，却总与“性”或生殖器分不开，如“他妈的”，翻译了就是占了他娘性上的便宜。由此演化的骂人语还有“卖货的”、“狗日的”、“婊子”、“破鞋”等等，无不如此。

　　在人世间，骂人究竟是干什么？是人类攻击同类的一种武器。一般人骂人就是要刺激对方最致命的地方。骂人的语言表示了一种对对方最肮脏、最下贱、最无耻部位和本质的揭发。才能使对方疼痛，自己获得快感和发泄。如此而论，在西方人的眼里，最脏、最下贱、最无耻的东西，就是看你和动物一样，不配披一张人皮；而在中国人眼里，最赃、最丑、最下贱的东西莫过于“性器官”，特别是“女性”的部位被侵占，故我们语言里把人阴部那一块骨头都称为“耻骨”。

　　国骂“他妈的”，这种以性为丑，以性为恶，以性为脏为丑的价值取向，构成了我们的思维定势，到了“文革”年代发展到了峰顶，以至于男女穿戴一样，不准谈性说爱，小说、戏剧，图片统统把“性”铲除。谁与谁之间有一点儿爱的表示，都认为是“资产阶级”。有一个高中女学生拿着一封“恋爱信”告状，党委开上千师生参加的批斗会，要那个写信的男学生交出“后台”。那男学生被逼急了，说马克思是他的“后台”。台下上千人竟目瞪口呆；“胡说，马克思是革命导师还谈恋爱么？”结果到图书室一查，还真是马克思写给燕妮的求爱信。

　　凡动物，春天来临，其体内的荷尔蒙骤然增加，就形成了“发情期”，会不顾一切的性交、配种。人也一样，总要结婚性交的。且不说齐襄公如何可以淫其妹，卫宣公如何纳其媳，晋献公、唐李治如何承父妾，朱熹先生如何最嗜好纳年轻女子，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人指责过皇上三宫六院，七十二妃，也没有人认为一个人娶三五个老婆有什么不对，我们的卫道士们却将数不尽的清规戒律套住百姓小民，什么“男女有别”、“瓜田李下”、什么“男女授受不亲”、什么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……

　　鲁迅遍查历史，愤怒质问：结婚是什么？是开始性交，是床上活计的开端。国人结婚，必要张灯结彩，大红喜字，大摆酒宴，大放鞭炮，这不是热烈祝贺开始性交么？大概中国人结婚，从来也没想到亲朋高友是来祝贺性交，中国人更不会想到“三从四德”、“程朱理学”是最反对性交的。一方面把个色、情、淫，弄到了怕死人的程度；另一方面却要酒宴鞭炮齐鸣，热烈祝贺开始性交，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。

　　据考古学证实，我们的祖先在岩壁上、洞穴里对人体的绘画造型，最突出的是乳房，生殖器官，大腿。而敦煌的飞天艺术也并没有视裸体，性器官为脏、丑、下贱、羞耻的东西。说明老祖先还没有把性看成低贱、脏的东西。也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，当脱离原始愚昧进化到文明社会以后，华夏的文化反而渐渐将裸体和性器官、性行为划归到丑恶、羞耻，甚至是一种罪孽行列中去。

　　如今，中国人是不是最怕见裸体，最怕谈性和性器官？不，如果是这样，就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“北京人体艺术冲击波”的盛况空前。也不会有“权”和“钱”的持有者把“食”和“性”看成生命线。也不会有那些低级下流的黄色杂志垃圾或在网上泛滥成灾。更不会有“他妈的”成为国骂。其实，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不是排斥性文化和人体美。一有机会，马上就表现。只不过不是通过美的方式和高雅动作来表现。而是通过“丑”、“脏”和“下贱”来表现。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对性文化的双向人格特点，就是“用手捂着眼，装着不看，然后从指头缝里露出光线来……”

　　性器官乃是生命之源，是美丽而伟大的，扮演的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土地的角色。古代的人们崇拜性器官，把自己的性器模拟成宝塔，模拟成琮，或是根本不模拟，而是直接塑造一个大大的性器高供于庙堂之上。哪一个正人君子是石头里崩出来的？谁人敢说不爱惜自己的阴部？当年祢衡祼衣击鼓骂曹，流传下来的是千古佳话，由此可见男人皮老肉松的玉体也并不见得就是丑恶的。祢衡说的更好，身体发肤来自父母，何丑之有？父母疼爱，自家爱惜，虽是臭皮囊，也伴我们的生命一生一世。如此，让其终年蒙头不见天日也就罢了，为何暗地须臾不离，明里却是百般羞辱，何其不公也？！